音乐之墙屹立不倒一间录音室的传奇

1976 年,柏林。隔开城市的那堵墙也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,气氛灰暗而沉重。从暸望塔上望过去,彼此相对的两个街区,仿佛时刻准备好向对方机枪扫射,东西两个阵营带着怀疑而相互凝视……大卫·鲍伊(David Bowie)正是在此番世界末日的景象中抵达德国首都。他的目标很明确:一切在这里重新开始,但最重要的是,要摆脱他那标志性和残酷的人物角色的束缚,就像他在专辑《A New Career in a New Town》中所表达的那样。对可卡因的沉迷使他瘦骨嶙峋(体重只有 50 多公斤),英国歌手的外壳只是他自身的影子。他全球性的成功,超越了他本身存在。他的形象尽管被巧妙地控制着,却是盖不住的。在洛杉矶的生活让他受尽折磨,这位拥有不同颜色眼睛的人,习惯做出激进的决定,他决定逃避。再见,美国!在法国的 Hérouville 城堡短暂停留后,他选择在西柏林放下行囊。在他身边,有他的老朋友:伊基·波普(Iggy Pop)。二人一同搬进了舍恩贝格(Schöneberg)区的一间大公寓。这里没过多久便成为放荡和欲望的代名词……

每天晚上,伊基和基吉(Ziggy,大卫·鲍伊的昵称)都疯狂游走于各种酒吧、夜总会和其他歌舞表演,这些场所使柏林的夜晚成为最受欢迎的地下聚会之地。最后,当派对结束时,二人写词、作曲、重复并努力讲述伟大的摇滚奥德赛最著名的音乐篇章。这就是鲍伊著名的「柏林三部曲」,主要在汉莎(Hansa)录音室录制。在 1976 年至 1979 年间,「瘦白公爵」(Thin WhiteDuke)角色的饰演者诞生了《Low》、《Heroes》和《Lodger》三张专辑,这些专辑的创作灵感直接受到德国前卫摇滚(krautrock)的电音合成器的冷调色彩的影响。鲍伊的灵感强势回归,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!以至于他的朋友—丑角合唱团(The Stooges)的主唱,将自己里程碑式的专辑《The Idiot》和《Lust for Life》归功于拥有无尽灵感的鲍伊。因此,如果说柏林给予这位英国歌手重生的力量,那么他的第二次呼吸则是在汉莎录音室完成的。

自然光下的混响室(live room),因其干脆悦耳的音响效果而闻名。伊基·波普(Iggy Pop)就是在这里录制了其专辑《The Idiot》

录音室靠近如今的波茨坦广场(Potsdamer Platz),坐落于一座建于1912年的华丽建筑里,被一种厚重的神秘感所环绕。其历史是如此丰富且充满波折:这里曾经是一家亲马克思主义的印刷厂厂址,也曾作为纳粹党卫队的舞厅,后被英国空军轰炸;克滕街(KöthenerStrasse)38 号在二战后被两个摇滚迷改建为自由创作的地方,他们是彼得(Peter Meisel)和托马斯·梅塞尔(Thomas Meisel)。历史就此翻开的一页。「当时的汉莎录音室以其卓越的技术而闻名,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最先进的工作室之一。但这要真正归功于鲍伊、伊诺(Eno)和维斯康蒂(Visconti)的三人组合,是他们使录音室成为神话般的存在」,柏林音乐节的组织者蒂洛·施米德(Thilo Schmied)在请我们进门时解释说。

Meistersaal音乐厅。鲍伊就是在这里录制了专辑《Heroes》,U2乐队在这里为其单曲《One》拍摄音乐录影。

除了「大理石房」(Marble Room)和混音室等经典工作室外,汉莎录音室还有一颗宝石:Meistersaal。这是一个拥有藻井天花板的、宽敞且风格浪漫的音乐厅。 就在这里,在这间拢音的大厅内,鲍伊录制了他的专辑《Heroes》。传说,在写这首歌的时候,他喜欢朝窗外的柏林墙方向眺望。 就在那时,他看到一对男女在暸望塔的阴影下亲吻。二人正是他的制作人托尼·维斯康蒂(Tony Visconti)和其当时的新欢、伴唱安东尼亚·马斯(Antonia Maass)。他们成为了《英雄》专辑里《Lovers Kissing By The Wall》一歌的主人公。

潮流就此被掀起! 对于当时时髦的艺术家来说,到柏林来,嗅一嗅这座既欧洲又苏联的城市的陌生气息,成为必须。其中必做的一件事,便是在汉莎录音室录音。Depeche Mode 乐队的主唱马汀·高尔(Martin Gore)解释说:「多亏了大卫·鲍伊,我们才听说了这间录音室。 这好比滚雪球的效果。 众多乐队去那里录音,因为他们喜欢的艺术家也曾在那里录音。」施米德继续说道:「汉莎最初以古典或流行音乐而闻名,即所谓的‘施拉格’(schlager)。但在八十年代初,一切都在变化。这些团体突然开始寻找受发电厂乐队(Kraftwerk)启发的、具有冷调和工业色彩的‘柏林声音’。 人们从世界各地赶往汉莎!」Depeche Mode 乐队是这些地方(以及录音室隔壁的小餐馆)的常客,他们也为汉莎录音室的历史添上一笔。这几个来自英国巴西尔登(Basildon)的音乐人在这里录制了好几张专辑,在楼内的每个角角落落拍照、录影,成为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。他们的冒险始于 1983 年的唱片《Construction Time Again》,和次年的《Some Great Reward》。也就在这一时段,Depeche Mode 乐队将声音锐化,并引入合成器、模拟器和其他金属噪声样本,这些后来都成为他们的标签。高尔、加恩(Gahan)和他们的乐队在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是:《People Are People》。纪录片导演迈克·克里斯蒂(Mike Christie)在其代表作《Hansa Studios: By the Wall 1976-1990 》中讲述:「这首歌受柏林的影响巨大。乐队调动了汉莎录音室内的所有资源—三间录音棚。为了获得如此独特的声音,他们甚至还在楼梯间录音!」

八十年代初,彼得·瓦格纳(Peter Wagner)为彼得·格里芬(Peter Griffin)录制专辑。

为了让录音室的传奇得到传承,同时也被 Meistersaal 音乐厅无与伦比的特色以及 1 号录音棚那让人着迷的控制台所吸引,U2 乐队于 1991 年初来到汉莎录音室。博诺(Bono)的这支乐队当时的处境无比糟糕。他们的最新专辑《Rattleand Hum》被视为一场失败,乐队处于解散的边缘。为了再度复出,U2 向布莱恩·伊诺(Brian Eno)求救,后者曾为鲍伊的唱片《Heroes》操刀。他们的另一个求助对象是加拿大制作人丹尼尔·拉诺伊斯(Daniel Lanois)。他们都在尝试追求汉莎录音室独有的自由之风。不过一开始还是历尽艰辛。拉诺伊斯解释道:「情况非常严峻。天气很冷,食物很恶心。录音室里没有窗子,就是一个管弦乐室和走廊尽头的一间控制室。我们隔着摄像头进行沟通。」然而,在人们最不抱希望的时候,汉莎录音室的神奇则显现出来!在短短的一瞬间,灵感爆棚的吉他手 The Edge 就弹出歌曲《One》的前几个音符。U2 凭借该曲再度获得成功,并使其专辑《Achtung Baby》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。矛盾的是,这一成功反倒标志着录音室没落的开始……蒂洛·施米德总结说:「柏林墙倒塌后,这里就失去了其原有的吸引力。魅力渐渐消散,艺术家们开始倾向于转向未知领域,探索其他城市、别的国家……录音室还必须适应各种技术的更新换代,主要朝数字化过渡,这一过程让之前的所有设备都显得过时了。」一度失宠的汉莎录音室,如今再度崛起,正在恢复其往日的辉煌,吸引音乐界的知名人士。最近,摇滚乐团 R.E.M、雪巡警合唱团(Snow Patrol)、Indochine 乐队、劲草乐队(Supergrass)涌入这个传奇之地,大家都在这里追忆鲍伊的影子……感谢蒂洛·施米德和他的机构(musictours-berlin.de)以音乐的视角组织了这场柏林之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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